吴天墀先生

吴天墀（-），别名浦帆，四川万县人。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。历任四川教育科学馆研究员，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，芦山县县长，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，西夏史硕士生导师及宋史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，四川师范大学与宁夏大学兼职教授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在宋史、西夏史与四川地方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，所著《西夏史稿》一书，被誉为西夏研究目前的里程碑。

本文出自《青史留真》第1辑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，由四川省社科院周原孙先生于年整理。较之于《往事悠悠》，本文展现了更多细节。

少年时代

我年1月28日，即农历壬子年腊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万县。

我的祖先原居住在湖南常德一带，大概是清初的时候，由湘西沿施南、利川旱路，绕长江三峡到达万县南岸的，就是后来万县的社坛坝、陈家坝。这个地方都是些坝子。清初，这里人少地多，我们家族就在这里种田为生。我的祖先死后，都埋葬在社坛坝。我们家族每年要供佛祭祖，特别是七月半，都要烧符纸，要把祖先的排名关系和配偶都写在表上挂起，这是怀念祖宗的一个规矩。因为每年都要写一次，所以，我们就清楚自己祖先的传承情况，对家族的历史有个回忆。我还记得我们家族的八个字辈，大、中、至、正、天、地、鸿、昌，上面有一世祖、二世祖、三世祖、四世祖。我是属天字辈。

我父亲一辈有六兄弟，我出生时，大伯、二伯、三伯都去世了。我父亲排行四，他下面有五叔和幺叔，五叔我未见过。我父亲三兄弟都在万县城文明街开瓷器铺，这条街又叫瓷器街，还有几家瓷器铺都是从我们家出去的先生、帮工开的。本来我父亲三兄弟都开瓷器铺，互相有个照应，在当地还要占个势力。但后来父亲老了，经营依靠请来的先生，不能精打细算，生意便不行了。我母亲是涪陵农村妇女，嫁到万县的，她没有文化根本不懂经营。当时经营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，也有湖南醴县的，但质量不及景德镇的。办货要到宜昌、汉口等地，路远，又走上水，走得慢。

每次办货都要有点本钱，后来本钱少了，就无法去办货了。在民国初年到民国10年（年）左右，四川军阀混战，土匪也多，因而生意越来越不行。我九岁时，父亲七十一岁，便去世了，幺叔也老了，得了精神病，我家的瓷器生意也就垮了。后来我们那一条街的瓷器生意都做垮了。我大概是七岁发蒙读书的。当时万县城里只有一个新式学堂，叫国民小学，虽然是民国年间了，但教育仍不行。我读的是私塾，有同学二十多人。老师姓史，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只教点旧书，如《声律启蒙》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之类。后来又学了一些新式的“共和国教科书”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读了大概近两年，不知何故，便停学了。当时万县城里有一所公立的国民小学，学校设在“视学所”。“视学所”就像现在真的教育局，管教育的官员就叫“视学”。国民小学只设有初小，而且年级设置不全。我去插班，本应插三年级，但学校未设三年级，只得插读四年级。学校有两位先生，很不错，大概受了点新式教育，教学也认真。在学校里学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之类的课程。老师有时还给我们讲点小说，如《水浒》《续水浒传》《鲁宾逊漂流记》，大家都很有兴趣。读了一年之后，就毕业了，总算起来，我初小共读了三年。那时初小毕业的学生一般年龄都比较大，我算是最小的了，当时还有个说法，说初小毕业当个旧时的秀才。

我毕业时，万县有一所四川省立第四师范，学校设在城外护城寨外，小地名叫亢有湾，离县城有十多里路。护城寨是有钱人用来防土匪的。那时万县城外有许多寨子，宽的里面有几十里，都拥有枪支等武装，有所谓家兵家将防守。学校之所以设在这里，可能是因为寨子拥有武力，学校治安可以借此得到保障，少数土匪便不敢来抢。但是有一年，师范学生还是被土匪捉去了。原因可能是土匪远看学生持枪下操，以为是真枪，殊不知都是木枪。于是土匪便来抢枪，把学生捉了去。

我有个亲戚在读师范，他向我家说，县里其他高小办得不好，省四师范附设高小办得好。高小是三年制，毕业后可以升师范，而且师范毕业，前三名可以留本校教书（当时工作很不好找），待遇不错；师范的校长是省政府委任的，聘的教师也比较好，所以学校也办得比较好。因此他就劝我考第四师范的附小。我也去看了招生广告，那时我可能还未满十岁，人又不肯长，小得很，就只看到了要口试。考试定在正月间，考试那天，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，看见考生都带有笔墨之类，唯有我两手空空。

学校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带笔墨，我说招生广告说只是口试。老师说，先笔试后口试，原来我没有看清楚。笔试考国文和数学。国文考题是《试问来学之志愿》，写一篇作文。我那时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小孩，还谈不上什么志愿，而且以前没有写过作文，真有点难倒了。忽然，我想起读过的“共和国文”中有“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，人不读书，不能成人”，于是将此一套前后加点内容，就成了一篇文章。数学考题比较简单，都答到了。随后进行口试。老师问我为什么读书，家庭情况怎样，又问了我的年龄。我说刚满十岁，老师说，你这样小，是不是读得太早了。因为在当时的考生中，我年龄最小，许多考生年龄都二十几岁了，有的还带着小孩一起来考，父亲读高小，娃娃读初小。我这样小的年龄就来读高小，当然是其志不凡了。随后口试老师又看了我的答卷，数学是满分，国文写的文章，道理是讲清楚了的，分数也还可以，口试的各问题，也答得清清楚楚的，再加之年龄小，口试老师就对我比较欣赏。后来发榜，我名列高小考生中的第一名。

入学后，吃住都在学校。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天下午回校。学校的老师很好，他们都是本校毕业的优秀学生，不是前几名是不能留校的。当时附小的主任名叫但雨亭，长寿人，有四五十岁了。我在附小读了两年便停学了，原因是我家瓷器铺开垮了，家里经济很困难，要送个学生读书，要缴伙食费，实在无力负担。停学期间，为了帮补家用，我做过卖花生米、橘子之类的小生意。

那时，万县城里有个第二高小，离家较近，每天可以回家吃饭，不用缴伙食钱，于是决定去读这所学校。这所学校实行新学制，高小读两年，当时我插该校的毕业班，只读了一学期就毕业了。

高小毕业后，我年龄尚小，做其他事也不太合适。那时，设在万县旧考棚的万县中学要办一个附设三年制师范班，培养小学教师。学校规人定，考中者须缴保证金十元，担心学生中途退学，因学生是公费学习，又规定，成绩在前十名的，每期可得奖学金十元，当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，大概一元多钱便可解决。我报考了这所学校，成绩为第四名。但进学堂要缴十元保证金，对我来说，已十分困难。当时家中有时饭都吃不起，进当铺当东西是常事。这个时候，原帮我家的一个先生，他在涪陵我家亲戚开的瓷器铺做事，回到万县，知道了我考起学堂而无保证金不能入学，于是送给我三元钱，后又东拼西凑，凑足十元才得以入学。还好，入学之后，我每学期成绩都在前十名，可得十元，零用、买课本、文具都在这十元之内。学校离家不远，有二十多分钟路程，每天中午将家中的陈饭在面馆烫热，再买一碗八文钱一碗的面，合起吃。早晚就在家中吃。

入校后我读的是师范二班，有几十个同学。有几个同学对我很好，特别是有一位叫杜深甫的，比我大三四岁，人很老成，他很关心我。不久，何其芳也来这所学校读书，他读的是中学班，比我晚一期。杜深甫与何其芳很熟，经杜深甫介绍，我认识了何其芳。何其芳家是地主，比较有钱，有田地、寨子。

自从我家瓷器生意做垮后，便迁出了城，租了一间旧房子，据说是不留吉利，果然接连死人。记得刚读了两年的那个冬天，我有个哥在宜昌杨森真的部队上，出去死了，嫂嫂听了这个消息后，不久也死了。我母亲年岁不大，但多病，冬天常咳，五十二岁便死了。我记得母亲去世时，是非常痛苦的，觉得家里一塌糊涂，又无经济来源，大人都死了，娃娃怎么办？我还有一个妹妹。我有一个大哥，出去过，回来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也无力照顾我们。

母亲死后，按规矩当葬在长江南岸的社坛坝，但当时已无力无钱去办各种交涉。后来，找熟人在护城寨下面西校场叫棉花地的地方，要了一块公家的施舍地，棺材是以前为父亲准备的，因短小未用，母亲就用这口棺材葬在别人施舍的公地上。

母亲死后，同学们对我非常关心，他们知道我家中很困难，有几个同学凑了七八元钱送我，作为这几个月的生活费，暂时解决目前的困难。当时我大约十五岁，他们都说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已经读了两年了，再读一年就毕业，毕业以后可以找一个工作，这一年的生活费，大家给你胎（胎:四川方言，承担。）了。母亲是腊月三十日下葬的，埋葬母亲后，我便无家可归了。何其芳先前就对我说，腊月三十我还在万县窍岩一所学校补习英文，你埋葬母亲后，便来窍岩找我，第二天正月初一到我家去住。埋葬母亲后，我连夜打着纸灯笼赶到离万县城有七八里路远的穹岩。到穹岩已二更天了，何其芳正焦急地等我，见到我便说，你终于来了，把我等惨了。

第二天正月初一，我与何其芳一起到他家。我没有住他家的大院子，而是住他家的一个寨子，记得这个寨子上面还有城墙。当时他的祖父就住在这里，他的祖父叫何铁生，约六十多岁。我在这里一直住到开学，又与何其芳一道去上学。

回校后，我、何其芳和一个姓孙的同学同住一寝室。寝室在楼上，面临长江。那时学校里新来了一位训育主任，姓袁，留法学生，有点洋味。

不知何故，性情毛躁的孙同学有天从寝室丢瓦片去打袁训育主任。时值民国15年（年），正是学生爱闹事的时候，“三三一”惨案就发生在那时。袁主任见有人打他，便到处查，但亳无结果，于是认定是我们寝室打出来的。他向校长汇报，将我们三人开除了。实际上只是孙同学一人干的，我和何其芳根本不知此事。我们三人极力抗争，袁主任也无我们打人的证据，这时，学校一位叫熊勉修的英语教师出来调停，他对校长说，算了，他们打人又无证据，长久闹也不是个办法，重庆江北治平私立中学教师好，办得不错，我与该校的老师比较熟，干脆把他们介绍过去，就不作为开除，而作为转学，学籍也照算。这样，我们三人转到了重庆江北治平中学。

治平中学在重庆江北新城，是利用庙子办学，校舍破破烂烂的。但学校的教师好，校长姓黄，他的儿子在德国留学，本人也温文尔雅，是地方绅耆，在地方上还有点势力。他请老师也要请好的，工资也比公立学校老师的工资高。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比较好，学生成绩拿出去比，每回都不错，学校就靠这个信誉招收学生。但学费也贵，要收二十几元。我当时的学费，都是同学们帮忙缴的。

读书期间，我的经济是十分困难的。记得当时读英文《泰西五十轶事》，几角钱一本，我都没钱买。有一次从涪陵到重庆，还是万县一位熟人写信给轮船经理，免了我的船票，节约了四五元钱，这钱够我吃两个多月的饭了。

到下半年，我与涪陵的舅父取得联系。他知道我家已衰败了，我读书学都是同学在帮助，这说明我这个人还不是顶坏吧。于是，舅父答应替我想点办法，我去了涪陵。临回重庆时，舅父送了我一点钱，并对我说，你毕了业，也无地方可走，就到我家来罢。下半年我就靠舅父送我的钱，读毕了业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回到涪陵舅父家。在此之前，舅父托了许多关系，在他家对面的南沱场蔚文小学为我找了一份教师工作。那时在乡里找个工作是困难的。这个小学在乡里也算是比较好的小学。有教师五名，年龄都比较大了，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。当时工资是教半年课一百元钱，假期是没有工资的。我在这个学校教了一年半，学校认为我教学还是可以的，没有乱教。

有一次我到涪陵县城去，遇见了原万县中学教国文的教师肖子生，他在做涪陵教育局长，他一看我是万县中学出来的，他原来还教过我，得知我在南沱教书，于是答应帮我在涪陵县城找个工作。那时涪陵有三所小学，安排个小学教师是容易的。后来把我安在第三小学，学校有四五个教师。殊不知该校长不同意，说是教师已聘好了，又安新教师来，不好办，拒绝肖局长的安排。肖局长于是撤换了校长，我也顺利进校任教了。

在涪陵教书期间，涪陵小学有位姓刘的熟人，他说想下半年升学，留我说我也想升学。升学要有钱，就得靠我舅父。我把升学的想法告诉了舅父，他也同意了。因为有人要上成都，我也就说上成都，出省花钱更多，往成都走，价钱要便宜些。算起来，我在南沱教了一年半，在涪陵第三小第教了一年，共在涪陵教了两年半。

求学成都

年我到了成都，住熟人家。接着我报考了成都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的文科，那时已没有预科了，只设有文科和理科。当时师范大学招生最早，所以我便马上报考了该校。学校设在皇城，地址就在现在的省展览馆。和我同来的刘同学曾读过重大的预科，他是来考插班，读高中二年级。除报考师范大学附高中外，他还报考了建国中学，这是刘文辉办的。

刘同学自以为考得好，结果落榜了。我的考试运气一直都好，几乎每次都出乎我的预料。发榜那天，我想，我读书一直无人照顾，读了初中，又教了两年半小学，数学、英语在小学又用不上，可能不行，而成都的学校多，教育质量也比我们川东下面要好些，特别是英文、数学水平要高些，因而我担心怕考不起。榜文贴在致公堂旁的墙上，我从榜文后面往前面看，快看完了，没有我的名字，大失所望，结果仔细一看，我得了第一名。何以考第一名呢？我想与我的运气有点关系。记得英文考题主要是一篇翻译，这篇英文是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这篇文章恰好是我教小学的课文，因而翻译起来就很顺利。结果英文考试得分较高，而数学、国文的成绩也不错，故得了第一名。

进入师范大学附高后，我们住皇城明远楼上。这年的11月9日，“三大”合并，成立国立四川大学。会场设在皇城致公堂，我也参加了成立大会。所谓“三大”，指成都大学（张澜任校长）、师范大学（宋绍增任校长）和公立川大。公立川大由法政、农业、工业等专科学校组成，时人称之为杂牌队伍，他们是最希望合并的。成都大学和师范大学却不愿意合并，因为成大有经费几十万元，而师大认为它的资格老，在四川形成了帮，四川许多中学教师都是师大毕业的。为了防止成立大会学生闹事，刘文辉派军队驻扎在会场周围。那时学生闹事、暴动、要讲打的事是容易发生的。若无军事力量，“三大”是合并不了的。

那天，刘光辉、张铮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。刘文辉时任省政府主席，兼“三大”整理委员会的委员长。张铮任教育厅厅长，他曾做过联中的监督，就是校长。张铮是极力主张“三大”合并的。现在川大的铮园，就是纪念他的。川大第一任校长王兆荣当时在省外，没有参加成立大会。王兆荣是留学日本的，与张铮有交情。那时学生调皮爱闹事，要找个“歪”的校长来，王兆荣有点“歪”，他在日本闹过事。所以张铮就推荐王兆荣任了川大第一任校长。

后来，川大附高二部迁到济川中学，就是以前的国学院，现在的十六中学。那时，还有川大附高一部。一部的学生要杂些，成绩赶不上我们二部。我们的附高二部主任叫周志高，他多年任联中校长，又任女师校长。他办学是内行，一直到我毕业都是他在管理附高二部。

年夏高中毕业时，我参加了两次考试，一是毕业考试，二是刘湘统一四川后，又来了一次全川会考。会考成绩我名列第二或第三。后来又规定，发榜成绩为毕业成绩和会考成绩之和，会考成绩占十分之四，高中毕业成绩占十分之六。我的发榜总成绩居全川第三名。另外，大家原以为参加了毕业考试和会考，又读的是川大附中，应该直接升川大。但川大校长王兆荣非常认真过硬，他说，你是本校附属中学的学生，如果成绩好，还怕考吗？你都不考，别人有闲话，就说你本校不考就取了，那非考不可。于是又考了一次。

我报考的是川大历史系。初试后，又来了一次复试，主考的是老先生叶秉诚。叶秉诚是罗江人，他是蒙文通的老前辈，与蒙文通的父亲是好朋友。辛亥革命时，赵尔丰要杀张澜，叶秉诚就和张澜在一起，几乎被杀头。张澜当省长时，他做过嘉陵道尹。张澜当成都大学校长时，他就做系主任。复试时，叶秉诚非常认真，他把我的试卷一看，作文题目是《六经皆史说》，就问我，你读过章实斋的《文史通义》吗？我说读过。他说，什么时候读的？我说，去年读的，是把原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他说，是的，我看了你的文章，没有读过，是做不出来的。我这篇文章是讲究竟为什么六经皆史，是阐发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。叶先生见我回答问题，说得原原本本，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，他又看了我的其他科目考试成绩，也还是好，就对我说，喂，你进来发愤一点，用功一点，以后注意一点。听了这番话，我知道我被录取了。因为叶先生当时在历史系当教授，有说话的权利，最后录取由他掌握。这年川大历史系录取了六个考生，我考第一名。

入读川大后，我读书还是比较用功的，爱看课外书，不局限于老师所真讲的内容。

在王兆荣当川大校长两年左右，重庆大学的文科合并过来，历史系先第前只有六个学生，这一合并，就有了二十来个学生。现在川大中文系杨明照等人，就是那时合并过来的。

王兆荣当川大校长，长处就是认真，讲规矩，有股拗劲，不怕你学生调皮，他有办法收拾。所以他把川大的风气扭转过来了。

年，任鸿隽取代王兆荣来川大当校长。任鸿隽出任川大校长，是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支持的。当时，国民党想削弱刘湘在四川的势力，就叫任鸿隽来当校长，好让你刘湘直接控制不住，又从经费上补助任鸿隽，以便间接控制川大。任鸿隽在国內的声望也是比较高的，他与亲美国那一派的人关系很深。他在外面搞得久，做过庚款的干事长，手里很有钱，可以动用庚款聘教师，或者补助学校经费。任鸿隽上任后，川大的风气有所改变，他特别注意学生的体育、艺术活动和科学研究。他聘了不少省外的教师，许多都是吃过“海水”的，思想比较开通，也请了些讲白话文的新文学家来川大任教，这样，原来川大重视古文，讲旧的一套的风气就有了变化。

任鸿隽的夫人叫陈衡哲，是湖南人，是学历史的，还编过高中的教科书，也曾留美，与胡适很有关系。陈衡哲的母舅叫庄蕴宽，江苏武进人，清末维新派，曾任过巡抚。由于这层关系，她搞了一个“庄蕴宽奖学金”考试，专门组织了由知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。又规定，川大文、理、法、农四院十三系每班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，才有资格报考，结果只有一百几十个学生报考。考题也出得有点特别，既不分文、理、法、农，也不管学生因年级不同而存在的水平差异。我记得，共出了四题，其中有：现在我们正处在国难期间，提出了许多救国方法，你认为哪种救国方法最好、最合理？现在有人提倡贤妻良母，你赞不赞成？后经考试委员会共同评议，我得了第一名，获得五十元奖金。当时只取前三名，第二名是谁我记不得了，第三名叫王叔明（王叔岷），成都洛带人，他是中文系第九届，比我矮两班，毕业后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了，后来又去了台湾，现在是台湾“中央”研究院的院士，他还是《中文大词典》的编者之一。不久，南京教育部又实行公费生制度，川大公费生的名额，是校长任鸿隽去争取得来的，一个系一个名额，每人每年能得到两百元奖学金。这一次我又被评上了，此后两年到大学毕业，我就是靠这个公费解决读书费用。

后来，任鸿隽与刘湘有些矛盾，便不想再当川大校长了。他推举川大文学院长张颐来做代理校长。张颐曾任北大哲学系主任，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著名。张颐上任后，又聘朱光潜为文学院长，并兼历史系主任。随后，张颐又指示推我当学生代表，他很欣赏我。有一次，他要我代表学生讲话，我就说，柏拉图有一本著作叫《共和国》，里面讲用人学说，有三等人，第一等人是用金子打的，就是哲学家;第二等人是用银子打的，就是一般官员干部;第三等人是铁打的，是军人，打仗的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哲学家的校长，正合乎希腊哲学家的主张。张颐非常赏识我，觉得许多人都未读过希腊柏拉图的书。

年5月，我即将毕业了。一天，张顾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，对我说，今天我给你说句话，那个邓晋康邓主任，就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，给我说过好几回，你当校长，学生成绩好的，要给我留点，我要用点人啊，你帮我选一下。张颐又说，我就选你去。我说，我还没有毕业，考都还没考试。他说，你还怕毕不了业吗？你先答应下来，毕了业再去。于是，一放暑假，我就到邓锡侯的绥靖公署南打金街九十九号一个大公馆上班了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