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观察报记者高若瀛年10月，一个认识不到40分钟的男人，拿着陈日龄的1万美金，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印度尼西亚。

这个福建商人没想过，自己的前途命运竟曾寄托在一个因疫情被解雇、刚从印尼返乡的陌生代理人身上。拿地建厂、规划产线、设备清关……他只能通过视频忐忑地遥控那一切。几个月后，一个全新的箱包工厂，在印尼中爪哇省三宝垄东北部的哲帕拉县（Jepare）拔地而起。

这个工厂暂时缓解了大客户“50%订单要在中国以外市场生产”带来的燃眉之急。但不到3年后的今天，这个数字一口气变成了%。

当犹疑、焦虑的陈日龄，在今年3月第一次踏上那片岛国，扑面而来却是满满的新鲜感：热情的当地人、爱干净的员工、忙碌有序的车间，都与他对印尼人“排华、卫生堪忧、懒惰”的印象格格不入。回国后，他仅用了3天时间，就做出了出清所有低效资产的决定，筹集1亿美金追投印尼。

正如其先祖屡次投身那片古老而绮丽的淘金热土，50多岁的陈日龄也要“下南洋”。广泛意义上的“南洋”，其实是明清时期以中国为中心，对东南亚众群岛、半岛国家的总称。近些年提及出海东南亚，多数人会先想到越南，继而是新加坡或泰国。特别是越南，一度因中美贸易摩擦、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产能而成为大赢家：无论是相对低端的服装产业，还是以果链迁移为代表的高端电子零部件产业。

鲜有人会